S教授留言让我唠叨唠叨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那我就唠叨唠叨我听来或是想到的一些事。

在我认识的建筑师当中，谭先生可谓参加过世博会设计最多的设计师之一。1986年温哥华的世博会上，谭先生设计过B.C.省馆、加拿大西北省馆以及凭借他的华侨身份获得机会的香港馆。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上，他设计了加拿大的国馆。这个由加拿大某锡板生产商赞助的锡盒子，有着典型的塞维利亚民居的特点：局部架起，内有水池，外面看，像堵厚厚的冰墙，里面的演艺厅，冷得色调迷离，如加拿大的冰雪世界。据说，这个建筑的断面设计，在没有空调的状况下，使得庭内温度比户外低5摄氏度，凉爽的去处比较讨游客的喜欢。世博结束后，这楼也就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该作当地政府的文化设施。

谭先生的建筑叙事吗？没错，每一次的世博会无论主题是什么，每个国家的展馆，的确都承担着推销和兜售本国山川地理人文风情的责任，科技重要，旅游也重要。谭先生的这个大盒子，不仅推销加拿大旅游，还是一次有关建材的软广告。大部分读者可能不太知道，加拿大是世界上产锡的大国。而金属锡，被用到建筑身上时，常规的做法是做屋顶的金属瓦。这里，谭先生把锡瓦改成了大块的锡板，用到了外墙面。这样的使用，大大地增加了锡材的使用面积，一旦流行开去，肯定就刺激了加拿大锡材的出口量。那些类似小品构成的肌理，缝隙里藏着灯，这样，无论夜晚或白天，建筑的表皮都会体现材质的挺拔、起伏、交接。谭先生用构造节点为加拿大的锡商们做了一次全球性的活广告。

这样说来，中国馆的某些做法，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加拿大馆卖的是建材，爱知世博会上，中国馆卖的是工艺品和中华料理。输出的东西不一样，反正都在卖。在历届的世博会上，美国人恨不得卖航天技术，中国人还在卖着剪纸和烤鸭。是中国设计师们脑残吗？真是脑残的话，也设计不出这红红火火的符号来吧？脑残的人，有。有关部委从来就不在国内的设计界进行公开的招标，这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跟中国的大部分人，基本绝缘。脑残的人也可以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性的展览了。

风水轮流转。世博会在欧美诸国转了多少圈，从欢乐都绕到了哀伤，从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又焦虑的水晶宫，从森佩尔在加勒比土著棚屋中看到了所谓建筑起源的雏形，到温哥华的“交通”，到汉诺威的“生态危机”，世博会从雄心勃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乌托邦，渐渐地落入凡间之后，世博会才TNN地绕到了上海。佐证世博会 “沦落”的事实之一：您去看看最早的几届世博会，举办城市都是把世博会放到了城市中心的要害地带，而晚近的世博会们都被弄到了郊外的废弃厂区。佐证世博会 “沦落”的事实之二：您去看看这几届的世博会主题，跟王小二过年似的，唱的都是挽歌。佐证世博会 “沦落”的事实之三：您去看看参加世博会的各个国馆，都是些什么内容。像上海这样，能够把世博会再次放在要害地带、能够把“让城市的明天更美好”直接翻译成为“借此机会搞6个平方公里的房地产开发”、能够把世博会绑架成为歌功颂德者，真是空前绝后。

如今的这个世界，不太招人待见。眼下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下一次的世博会主题不会不是“世界末日”呢？这是玩笑了。但是曾经充满前瞻性的世博乌托邦开始为科学主义时代做赎罪般的沉思，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与潮流。而上海呢，别说赎罪感，沉思也没有，倒是有些压抑之后得志的快感和窃喜。

就像伦敦人用奥运的机会旨在振兴落后社区、让贫民分享收获而北京的奥运借机毁灭了村庄建了条硕大的轴线一样，上海的世博会从一开始就像首跑了调的曲子。 “让城市的明天更美好”夹杂着一点儿北京的官调、一点儿本地的矜持、一点儿好不容易出头的姿态、一点用建筑吓人的可笑。

跑题了吗？肯定；学生们在abbs上大多认为世博会的中国馆跑了题，难道世博会的总体规划就没跑题吗？

在第二轮的总规邀标时，谭先生也在应邀之列，最终没有中标。

原因之一，谭先生过度地投机了主办方的意图，结果，给出的总体规划 “宏伟有余，有些跑题”。

原因之二，还是犹豫。记得当时，在交换想法时，我曾力荐谭先生把所有展馆包括中国馆，全部设在江南造船厂里，谭先生听了非常犹豫，没有接纳这个概念。因为世博会向来没有利用老建筑的传统，还有，如果利用了老的造船厂也还是具有着某种政治符号性的——纪念着上海建市以来产业工人的丰功伟绩，这会不会让参展国或是世博局觉得太哪个？犹豫之下，这个主意就被否了。我们后来在同济的规划里虽然看到保留了造船厂的改造方案，但中国馆是新馆。我当时在想，如果所有的展馆都是用旧厂房基地的话，起码表现了21世纪上海政府的决心，从百姓的记忆出发，去塑造未来的城市和城市生活。这不也开创了世博会的先河？不也就切了题吗？

我的话像个屁，3秒之内就挥发到空气里去了。后面的规划越做越大，直到中国馆的出笼。

几年之后，有关中国馆的恶评仍不绝于耳。痛心者多是些年轻的学子？就像大家看了北京奥运，既高兴，又觉得遗憾，没有做到位一样，上海世博会竟也先天注定了要与北京奥运殊途同归。

在上一篇评价斯卡帕的博文中，我说了，建筑所传递的记忆，起码有两种。一个是我们个人的、私密的、亲身经历的事件和遭遇；另一种可能是我们集体的、相对遥远的、作为书本历史知识出现的记忆，比如九一八事变，比如故宫，比如斗拱。像斯卡帕的建筑中，刻在其中的记忆一定是多重的。在维罗纳的那个古堡博物馆中，对于古堡本身的历史，斯卡帕是花了时间研究的。他对旧的墙体没有遮掩，没有里外三新地翻盖，而是像警察保护证据一般小心地用缺口、通过材质的反差，映衬着他对直接记忆的珍重。同时，斯卡帕会进行较为宏大的叙述，比如，室内那些与墙体脱开的槽，既是一种考古学的姿态，也是对过去城市护城河的暗示。

可在中国馆身上，请问，您在哪里可以读到这是一栋上海人民的建筑？这是造船厂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是沿江的建筑？是纪念工人和百姓的建筑？

斗拱？当然看到了，近视的人也能看到。但那些斗拱都做得如此不真诚。班纳姆说，你把多力克的柱子缩成1米高，放到你家的壁炉上，然后指望它们有帕提农神庙的神采，怎么可能？同理，把佛光寺上的斗拱放大到东方明珠们的大小，还指望它们讲述着佛光寺的故事，那也不可能。安腾当年在日本馆上是用过叠涩的手法，那可都是一根根的木头加钢索；卒姆托的瑞士馆也一样，里面都有松香的味道。中国馆的斗拱呢？

斗拱来了，街道走了。我们的大师们每每在设计中愿意想到5000年，却不肯用自己的建筑体现土地上原有的街道、市场、里弄。我们愿意为了某种遥远的间接的记忆，牺牲我们的当下，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乡，我们的。。。。。。。直接生活过的痕迹。您说，这种建筑变不变态？

设计这些建筑的，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叫“知识人”。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算什么？有独立人格和内省价值吗？

对于旧人，我已麻木；惟有那些在abbs上抨击过中国馆的年轻人们，希望在你们被吸纳到主流社会之后，不要忘记当年你们自己年轻时的那些立场、那些热爱、那些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