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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an official seminar about I. M. Pei’s Fragrant Hill Hotel at his absence

【摘要：本文通过重读《建筑学报》1983年3期上有关香山饭店的座谈会记要，回顾了当年建筑座谈的模式，以及由香山饭店所引发的风格讨论，并反思了这次讨论中参与者的身份、态度、观点。由此，从细微之处，回望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建筑界和批评领域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香山饭店；贝聿铭；风格；传统；建筑批评

Abstract: Digging through a meeting’s minuets recorded at the end of year 1982 about I. M. Pei’s Fragrant Hill Hotel, this essay leads back to the time of China’s first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 close re-reading of peoples’ comments on Pei’s project thus purposely ends up a reflection upon participants’ attitudes, mind-sets and their views on architecture at that time. The contrast between now and then is striking, it reveals the great change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both the ways how architecture is practiced and how it ought to be criticized in China in the last 30 years.

Key Words: Fragrant Hill Hotel; I. M. Pei; Style; Traditio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1982年12月29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学报》编辑部牵头，邀请了北京知名的建筑师、教授以及相关专家共30余人，围绕香山饭店的建筑设计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主角贝聿铭不在场，他也许不知道有人会以集体的方式去讨论他的建筑，况且，为了香山饭店，他已 “座谈”过8次。建筑师在美国做项目也要汇报，也要对着规划局、相关当事人、居民，陈述自己的设计理念，然后听取有关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贝熟悉这样的套路。他当年也遭遇过波士顿市民团体的抗议以及来自媒体的冷言热语。可像1980年代在北京那样，一遍一遍地半公共的场合下讲述自己的设计思想，贝应该是头一回吧。中国的建筑师反过来了，大家已经习惯了座谈生活。座谈，就是针对某个人或事，当着大家的面，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这一幕很有时代特点。皆因香山饭店在1982年里给百废待兴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次强烈的冲击。

香山饭店的筹划始于1979年，算起来，距今整30年。从选址、踏勘、组织设计团队，到寻访江南诸城、构思方案、汇报、修改，一直到施工，香山饭店几经坎坷终于在1982年秋竣工、开业。这个建筑面积为36000平方米、有着13个庭院、300多套客房、折来折去的多层建筑，实际造价近5000万人民币，比预算多出近2倍。在一个普通城市工人的月薪仅为30元的年代里，香山饭店贵如金山。9元一块水磨青砖，1000元一把仿明木椅，500元一个景泰蓝台灯，每天每间客房110元的门市价格，都让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听了咋舌。

对于中国的同行们而言，80年代重又开启了对于赖特、柯布、包豪斯的介绍，现代主义建筑亦刚刚让中国的建筑界告别了50年代的民族式。这时，香山饭店来了。它身上没有琉璃瓦、斗拱、大屋顶。贝聿铭稀里哗啦，从江南民居那里拿来了一堆漏窗、月门、步桥、假山、水池、天井、粉墙，从美国带来了钢桁架、时髦的大跨度旅馆中庭，构成出来的建筑，令所有前去参观的人都说“耳目一新，从未见过”。

贝的《传记》会告诉我们，香山饭店的创作绝非一日之功，贝在40年代在哈佛读书期间，就和导师格罗庇乌斯探讨过中国现代建筑的出路问题。二人当时看中了江南民居里的那些墙——因为用现代建筑师的眼光看，它们可以被理解成为“空间的围合界面”（真实的情形也许并非如此），以及私家园林——它们被解读成为中国式的生活，由此，师徒二人以为，未来“新而中”的建筑可以从“墙/园”做起[i]。

贝的创作路线在当时的建筑批评中是隐去的，不单是因为国内的建筑界对于海外建筑师的创作状态还无法有着及时和全面的了解，还因为大家在当时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 “建筑批评”并不只是给建筑带上“某某主义”的帽子，也不仅仅在于“我以为这个建筑如何如何”这样的“后现代立场”。适度的批评还应该关注建筑师个人的成长史、建筑师之间的互动，在“比较之中”完成批评。而“批评”一词，在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变得高度意识形态化了，即便被改为“座谈”，不知不觉间，还会走到某条老路上去。82年年末的那次座谈会，就同时体现着中国当时的建筑实践状态以及当时的建筑批评状态。

有关会议的内容，后经顾孟潮整理后刊登在1983年3月刊的《建筑学报》上。发言者皆为首都80年代业内的知名人物：

刘开济，1947年天津津沽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当时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沈继仁，北京建筑设计院建筑师；

吴观张，1952年苏州高级工业技术学院毕业生，时任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

朱自煊，195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时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李道增、关肇邺，同为清华1952年建筑系毕业生，也同为清华建筑系教授；

朱恒谱，1962年北大工民建毕业，时为北建工教授

傅熹年，1956年清华建筑系毕业生

王天锡，1965年清华建筑系毕业生

檀馨，1961年北林毕业生

石学海，时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设计所室主任

常大伟，1969年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生

许屹生，时为国家旅游局总建筑师

朱畅中，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

显然，这些前辈多为毕业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线专家。

出于各种原因，多数发言者多不愿厘定在香山饭店的失误中，哪些算贝先生的设计失误、哪些为政府的决策失误，香山饭店的帐好像都算到了设计师的头上。至于设计的精彩，发言者亦不会将之放到贝的背景中去比对，而总在跟“我们的建筑”相比，这样一来，香山饭店被彻底整合到有关我们的建筑传统和出路的讨论中去了，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建筑名家们的普遍焦虑。整场座谈会更像一次评议会。唯评议会上，主角可以站出来抗辩，这里，主角的缺席留下了一处虚空，任由发言者们进行各式各样的心理投射。

最先发言者是年长的刘开济大师。刘先生开口称赞香山饭店“手法简洁，整体效果好，给人的总印象是简洁、朴实、统一，但又有变化不单调。建筑没有繁琐的装饰，以一个基本图形（方形）在各个部分重复运用，达到母题重复，加强了人对建筑的感受，取得了和谐一致的效果”。接着，他又肯定了贝先生的环境设计，以及贝先生在“现代建筑与民族传统的结合”道路上的探索精神[ii]。

机峰一转，刘先生说出了“我以为”。他说，我以为，这是一栋不合国情、在错误的时间里、选择了错误的地点的建筑。不仅如此，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应该请贝先生这样的“超级明星”来设计。那该请谁来设计这么一栋郊野的涉外宾馆呢？刘先生没说。

刘先生的发言生动地体现着1980年代中国知识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套路。说是“我的直观感受”，有时还谦称为“我的管见”，知识人的漫谈总还是有定式的。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知识人士学会了一分为二，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作为中国人，我们先讲好的一面，然后再碰坏的一面。

接下来的发言，如是这般地一分为二了下去。讲着讲着，先讲出来的不再是肯定，而是意见。香山饭店遭受最多诟病的问题有：选址不当，造成电话、上下水、各类管线都要远处引过来；由于饭店距离市区过远，客人往来不便；建筑铺得太开，占据了香山风景区太大的地盘，拔了许多古树；白色的建筑过于刺目，与环境不和谐。跟着，各位专家就回到了自己专业上。傅熹年先生从香山遗产保护的角度，谈了个人对于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伤害；朱自煊先生认为磨砖对缝的细部不好看，像抗震加固。李、关二位教授担心客人满员后加上职工的人数，会造成环境污染；吴观张先生认为该饭店的色彩不适合北京地区，磨砖对缝、烧制青砖的作法，造价昂贵，不值得提倡。吴还提到了那些仿明的木椅，认为它们有损功能的舒适，坐上去不舒服；朱恒谱在歌颂了香山饭店的典雅之后，抱怨香山饭店的景窗太多，“文章贵在适可而止，这里却没完没了。身在香山大自然的怀抱中，本可心旷神怡，却偏要去经营那些豆腐干大的院子，甚至好要造出庭院的‘八景’（要和香山八景争高下？）。这不是‘小中见大’，倒成了‘大中见小’”[iii]。

时任香山饭店经理的郭英，曾提过，在他们这些管理者看来，这个酒店为管理者设置的办公室只有5间，太少；店内没有服务员的休息室，服务员不不得占用客房休息；楼梯内没有垃圾通道，清洁卫生人丢垃圾不方便；客房分布不规则，由通道尽头的客房至总台足有300米，服务质量难以保证[iv]。郭经理讲的是直观感受。在顾孟潮先生解析贝的创作思想一文中，郭的意见转化成了一种证据。顾先生高度推崇贝的创作思路，认为，香山饭店的设计做到了一切从人出发的理念。不过，顾先生也认为，香山饭店所照顾到的“人”，没有包括服务人员[v]。他说的，就是楼道里没有设置垃圾通道这么一个细节。

顾文刊登在1983年4月的《建筑学报》上，同期，还刊登了探讨香山饭店得与失的其它3篇文章。其中，一位笔名为“荒漠”的作者这样写到：“香山饭店的外部装潢，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和民居中能够见到的空窗、漏窗、花窗；用青砖分割白色墙面想模仿我国唐代木构架建筑；在顶层客房上做了硬山墙坡屋面，但是，得到的效果仍然是国际式的，还谈不上‘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遗产’。其原因，不是因为设计香山饭店的建筑师没有把握住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特征，而是因为建造建筑的物质条件（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和精神条件（社会性质和人们的思想）变了”[vi]。

今天读来，在这一系列对于香山饭店的批判性文章中，说得较为深刻的，还恰恰就是“荒漠”的这篇匿名之作。作者在抨击了磨砖对缝等昂贵工艺、在倡导过“中国之现状，需要艰苦奋斗”之后，比之其他发言人能够更为理性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譬如，作者说，很多人认为香山饭店有了诸多的院落就具有了民族性，香山饭店不仅继承和发展和中国传统建筑，而且“结合了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中的长处”，开创了“新中国人民的建筑”风格。“荒漠”不这么看。“荒漠”认为，“中国建筑中的院落之所以具有民族风格，一是因为‘以木构架结构为主的中国建筑体系，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就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位，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原文引自《中国古代建筑史》）。二是因为围合成院落的建筑是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建筑。以这两个标准看，香山饭店虽然有13个院落，但并没有‘具有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vii]。

“荒漠”的眼力是独到的。在诸多建筑师直接把香山饭店的园林设计归功于传统的中国园林时，“荒漠”看到了“陌生的东西”。 事后从贝的角度看，香山饭店的错落也许更似桂离宫而非中国民居；并且，贝骨子里喜欢现代建筑中的几何。香山饭店的错落全部靠正交完成，而非江南民居中那种随意的转折。能看到这种陌生感的评论者，在当时，唯“荒漠”一人。

“荒漠”亦盛赞了香山饭店的那根中轴线。他指出，四季厅的轴线上“不立雕像，不挂字画，不设橱窗，只有一片宽敞的落地玻璃大门。在这上面是一幅真山真水的画面”，（而出去的时候，还得从旁边绕着出去），此为香山饭店之妙笔。

与“荒漠”的理性论证不同，在那次座谈会上，在习惯性地一分为二之后，多数发言者都转向了对香山饭店形式设计的赞扬。注意，这里的赞扬对象，主要是形式——对工艺，很多建筑师并不感兴趣；其次，这里的赞扬多是视觉感觉上的赞扬。如李、关二位教授就总结到，贝先生在香山饭店身上做到了现代建筑与中国民族传统的结合，原因在于：“室内、室外空间的穿插组合，建筑与园林中水池树林的组合，四季厅的布局，以及许多装饰母题的使用上都有明显的表现”。设计有创新，没有拘泥传统的或是固有的格式。例如，“简单立方体的四季厅，类似波特曼的中厅”，空间的处理以及装饰构件的应用，初看上去或有生硬不成熟感，但它们带来的一股清新鲜明的气氛；饭店内外空间构图、园林绿化，有着贯穿大小的统一艺术构思，高洁淡雅，宁静朴素[viii]。

在当时，能从形式上深入一步者，亦有人在。顾孟潮在“从香山饭店探讨贝聿铭的设计思想”中，称赞香山饭店为一座归根的建筑。什么叫“归根”？顾先生答到，“大家最熟悉1978年建的华盛顿美术馆东馆，把梯形用地分成两个三角形是‘归根’；为巴黎德方斯设计成对的高楼以保证凯旋门的视线是‘归根’；建于洛基山脚下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就地取材用红褐色的山石是归根落在台湾建的小教堂为抗风，把墙和屋顶连成一体，上贴琉璃瓦也是‘归根’的表现。。。。。。”[ix]。很明显，顾孟潮先生的建筑“归根”，指的是贝先生在设计中喜欢寻求适于基地上的几何、构图、地方性用材和技术。这样的赞扬，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看，颇有深度。

再有，在那次座谈会上，李、关二位先生想到“风格”就想到“形式”，“荒漠”在自己的文章也说，“重复产生统一，统一产生风格”，他指的是贝聿铭在香山饭店身上使用的方圆母题。认为，只要形式重复多了，就能产生自己的风格。但像窦以德先生，在那次座谈会上，就从香山饭店的设计中看到了景致的作用。他认为，香山饭店的庭院们是一些“引喻”，客房内的设施是现代化的，因为有了不同的镜框和风景，总体感觉就有了“中国味”。香山饭店妙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而傅熹年先生谈到香山饭店的特点时，认为“设计者选择了一些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题材、手法和材料，加以改造，巧妙而适当地反复使用，在新奇中不是和谐、统一、含蓄，既给外国人以中国风格的观感，也使中国人觉得有新意”。这里，傅先生把“风格”指向了“题材、手法和材料”。

回想起来，“风格”一词在80年代的中国建筑界是个如此强势的话题。许多建筑师都焦急地期待着能对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建筑“风格”做出自己的破解

此时，贝先生自己把“传统”和“风格”理解成什么呢？仍然是一堆墙或园子吗？还是包括了窗、门、亭子、墙头、瓦当这些具体要素？抑或是空间关系，比如轴线、对位、递进、序列？或是匠作手艺，比如磨砖对缝？贝似乎从来就不愿意也没有就此做一种概述和总结。然而，从1940年代贝对江南民居的“墙、园”二元消解，到香山饭店身上的无数细节和工艺，贝对所谓中式建造传统的吸纳，已经从现代派那个阶段里走出来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参照了当时了后现代建筑师们流行的形拟作法。以至于詹克斯等人，会把香山饭店读成为贝在中国的一次后现代转型。

香山饭店当然不是一栋标准的后现代建筑。它形拟了民居，却没有后现代建筑身上常见的符号化浅细部，没有后现代建筑身上内部和外部的彻底分立。香山饭店大大小小的庭院，和室内的体验保持着一致的内外关系。比之当时中国建筑师动辄天圆地方的构成，香山饭店还是想到了基地。受到朱恒谱先生挖苦的“庭院 ‘八景’”，今天看，就是一次建筑和基地和解的过程。顾孟潮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高度赞扬了贝先生冒大雪到山顶研究地形环境，“为了躲树，多次调整、修改方案”。这些话，间接地证明着香山饭店的设计有着相当的基地意识。

那贝的认识，今天看，有没有局限呢？香山饭店除了选址、施工、管理问题之外，设计本身存在遗憾吗？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将贝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建筑师比如斯卡帕或者西扎的作品去比对一下。比较之下，香山饭店或许完成了一次所谓“中而新”的全方位尝试，却未必是彻底的香山“基地”试验。这是贝的一个遗憾。视野太高，总流于空泛；文化二字不落到基地，总流于共相。 不过，能在1980年代初就做到从“题材、手法和材料”、到“借景和点题”、到匠作和构成，全面展示对中国建造传统的眷顾，已足够震撼。于贝先生个人的设计道路而言，香山饭店里程碑式地绕过了当时后现代建筑师们所流行的“符号”，也超越了贝自己早期的削减二元说。这样的境界，足以让只在视觉形象上寻找“风格”的建筑师们去觉悟：原来建造“传统”还可以指“室内与室外的关系”，可以是根虚轴，可以是建筑之外的景致。

在当年那些批判香山饭店的人里面，“荒漠”可算贝的知音。可惜，“荒漠”自己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把香山饭店解读成为“国际式”建筑。这样，他与那些喜欢把香山建筑直接读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使香山饭店再不适合香山，它也不会一下子变成普世性的国际式，起码，贝在美国是不会设计第二个香山饭店的。至于何谓“国际式”，晚近的建筑史已经开始尝试着将它解读成为1930年代之后美国建筑界为了与欧洲现代建筑竞争、所输出的看似抽象实则美国式的现代建筑。既然“荒漠”自己也说，物质条件不在、精神条件也不在了，我们不可能再创作传统建筑了。那么，贝又怎能在香山复制一个真正的“国际式”建筑呢？何况贝也没有那样的用意。

转眼30年过去了，批判或赞扬都不再恼人。时间的距离更多地让我们理解到“理解本身的局限”。当年出席了那场座谈会的人，如今多已年逾古稀，且已退居二线。然而，我们当记得，中国建筑的改革开放、走向世界，正是从他们那一代人那里开始的。在1982年的岁尾，他们坐在一起，认真地围绕着香山饭店，探讨过中国建筑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确把香山饭店当成了镜子，去反思他们自己当时的创作道路。反观2006竣工的苏州博物馆，终不再引起香山饭店似的轰动。一个原因，可能是从香山饭店到苏博，贝先生的设计思路（未必是手法和形式）、特别是针对基地的思考，并未出现较大的更新，因而不再那么震撼；另一个原因，也因改革开放30年来，走出去、请进来的建筑师们多了起来，大家遂知晓了世界之大，方法之多，故而惊讶不再；还有，中国富强起来了，围绕着500元景泰蓝台灯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少；至于“风格”，只有官方的竞赛上还会出现这样的字眼，活跃在创作一线上的年轻建筑师们，满目天下和数码，已无这样的负担。

 这个时候，重温当年的那场讨论，我们又会对当下的状况作何感想呢？（完）